最近，微博上有這樣一條熱門。

我覺得人這輩子還是要去北京待幾年，最好是上大學在北京讀書，當然不只是因為它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教育資源，還因為這是個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城市。

就是只要你在北京生活過，以後再去其他任何城市生活都會覺得比在北京幸福。

一個在外地住大別野的朋友也十分疑惑，為什麼這麼多人非要擠在北京，大農村，物價貴、交通擁堵、壓力大、人的戾氣也大，毫無品質的老破小動輒10萬每平的高房價……

我覺得他們說得都有道理，對於普通個體而言，的確如此，北京並不是那麼友好，但這並不是全貌。

對於另外一部分人而言，北京就是天堂，縱使房價物價再高，他們也不會離開，或者說離不開，因為這裡都有其他城市沒有的東西。

上海、深圳同樣發達，甚至在某些領域發展速度更快，生活成本更低；成都、杭州在手游、電商、網紅經濟等方面發展迅猛，環境舒適…… 但從宏觀上看，他們都無法取代北京，以及無法超越北京。

北京是中國意識形態的中心。  

意識形態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以認同、尊嚴和道德，在危機時刻，讓人可以超越現實利益，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這是所有現代化高樓大廈都無法取代的城市內核。

那麼如果你能理解這一點，那麼也可以試著去理解，當面對更快成本更低的新公鏈，以及各類側鏈時，以太坊及Layer2的競爭優勢所在：  

智能合約戰爭中，意識形態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了解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應該有聽過《海星與蜘蛛》一書，在作者看來，去中心化網絡的海星，遠比比中心化結構的蜘蛛更強大。  

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腦，只要你把蜘蛛的頭去掉，蜘蛛就會死亡；而去中心化組織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沒有頭，它的智能分佈在身體各處，一旦你打掉它身體的一部分，那個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長成另一個海星，所以殺死海星比殺死蜘蛛困難得多。

他們將去中心化網絡描述為具有5 個重要屬性，其中之一就是意識形態。  

是什麼吸引成員加入組織？並非只是因為可以免費取得東西，而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這類組織的黏著劑。

自比特幣開始，加密貨幣的世界裡，最核心的意識形態只有一個——去中心化，權力下放。

所有試圖挑戰比特幣地位的競爭幣都失敗了，因為他們從屬於比特幣的意識形態，單純靠算力、資本、口號……都無法對比特幣購成威脅，公鏈戰場同樣如此。

“以太坊殺手”層出不窮，都試圖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用戶友好作為敘事主線瓦解以太坊的優勢，但效率上的優勢實質上卻是以犧牲去中心化程度為代價。

比如，一些公鏈對成為驗證節點有一套嚴格的硬件要求；有的公鏈節點偏少；有的公鏈驗證節點大多屬於其利益相關方……

當被問及這些公鏈關於去中心化的擔憂時，通常得到關於實用主義的回答。在不少挑戰者看來，平衡極端'去中心化'與效率是性價比最高的做法，減少節點數量或集中驗證者可能不是完全的去中心化，但在實現效率增加和低成本的同時，也做到了一定的權力下放，那何樂而不為呢？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這並不能讓他們勝出。

以太坊擁有其他公鏈無法大肆宣揚的東西——對去中心化意識形態的堅定承諾。以太坊最高時大約12000個節點不需要特殊的硬件來參與，也並不是由以太坊基金會去控制大多數。  

真正的信仰者不會為了追求快速、低成本，而在去中心化方面進行退讓和容忍，這種對意識形態的毫不妥協的信念正在推動大量的創新。

因為，我們看到了Layer2，如果沒有去中心化意識形態的堅持，那麼Layer2似乎也沒有存在的必要，犧牲去中心化，自然可以獲得更快的效率，比如各類側鏈。  

DeFi，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比如一些純粹主義者或者頭部DeFi協議拒絕在以太坊之外的網絡開發任何應用，這種堅守極大地拓寬了以太坊網絡的護城河。

而在東西方，對意識形態堅守也有所差異，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去年年底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美國和歐洲，人們談論區塊鏈，更關注意識形態，關於自由、去中心化和開源。而在亞洲，人們更重視應用，喜歡討論加密貨幣和用代幣做事的項目。”

所有試圖挑戰以太坊的新公鏈，都必須意識到，技術上的進步其實是最簡單的，意識形態上的超越才是最難的，如果只是在以太坊建立上的意識形態下去挑戰以太坊，那麼最終只能成為一個“衛星城”，承接以太坊的流量溢出。

同理，目前以太坊要去挑戰比特幣也依然困難，因為整個去中心化的意識形態就是由比特幣建立起來的，論實用主義，以太坊是比特幣的一百倍，但在意識形態上，以太坊卻是從屬的狀態。

但除了去中心化的意識形態，以太坊依然在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

以太坊通常被定義為一個共享的世界計算機，是基礎設施，如何組織與應用自己取決於個體，以太坊並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倡導者，不從事對抗國家的業務。

從政經哲學上來說，以太坊最接近埃里克·A·波斯納和E·格倫·韋爾的“激進市場”理論：更激進地去擴大市場，用市場本身的力量去完善市場。  

Vitalik 在讀完《激進市場》後大有所感，特地撰寫了讀後感《On Radical Markets》，18年9月，Vitalik 和《激進市場》作者之一格倫·韋爾共同發表了一篇長達40 頁的論文《自由激進主義：社會公共物品配置方式的一般性原則》。

後來，在Vitalik的諸多想法以及以太坊生態的嘗試中，均可見激進市場理論的身影，比如哈勃格稅和QV（二次方投票）。

哈勃格稅的核心規則主要是：（1） 為私人擁有的財產公開一個標價，並每年提交根據該估價某個百分比的稅；（2）市場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按該公開標價從你手中購買該財產。  

在該規則上，如果標價過了，交稅要交更多；標價過低，別人可以輕易買走你的財產，從而趨勢價格處於合理階段，這並不是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市場博弈。  

2019年，Vitalik 提出這樣一個想法：用哈勃格稅重塑ENS域名交易，後來在ETHLondon 黑客鬆上有團隊用這樣一個Demo 贏得了ENS 獎勵計劃的第一名。

比如QV（二次方投票）本質上是一種嶄新的政治經濟學探討：能否使用市場的力量定價投票權。  

如果不依賴於多數制，即一人一票這種可能造成多數人暴政的方式，也不依靠代表制等易於操縱的方法（類似於專攻搖擺州來爭取更多選舉人票），是否可以引入市場方法，即第一張讚同票的成本為1張票，第二張讚同票的成本則變為4張票（2的二次方）呢？

後來，這種理念通過Gitcoin的二次融資機制進入以太坊生態，在這種機制下，較小的投票者被一個大的池匹配，以確保基礎設施融資的分佈是多樣的，並反映整個社區的意願。

總體上，激進市場無論是在世界觀還是方法論上都影響著以太坊，這也是有別於比特幣意識形態的關鍵。

最近看《覺醒年代》，感慨於意識形態的鬥爭才是最根本的鬥爭，最慘烈的瓦解是意識形態的瓦解，最偉大的勝利是意識形態的勝利。

國家、城市乃至公鏈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