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官网已删长文：伴随SBF一路走来的救世主情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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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自sequoiacap，略有修改，作者ADAM FISHER

编译｜RR

每个创业公司都有一个创业故事。苹果是洛斯阿尔托斯车库里的两个黑客。谷歌是斯坦福大学宿舍里的两个研究生。而Alameda Research是伯克利公寓里做着加密货币交易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山姆·班克曼·弗里德，朋友们都叫他SBF。然而，他所做的交易——最终催生了加密交易平台FTX——与标准的硅谷创业故事相差甚远。

2017年，当他年仅25岁时，SBF打破了所谓的kimchi premium（比特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价格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之间的一个异常差值）。这是一个大胆的套利壮举——SBF是已知的唯一一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完成这一壮举的交易员——这使他迅速成为了亿万富翁并成为了传奇人物。

在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中，提及SBF的比特币套利交易时，他们的语气与提及1987年保罗·都铎·琼斯做空整个美国经济、1992年乔治·索罗斯突袭英国央行、2008年约翰·保尔森做空次级抵押贷款时一样。从kimchi premium(以及其他类似交易)中获利为SBF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资金：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FTX——这家公司很可能最终会创造出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体化金融超级应用。在加密货币领域，没有什么是稳赚不赔的，但FTX有可能加入——甚至超越——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这意味着它的估值已经达到了320亿美元。SBF本人在短时间内积累了比任何人都多的财富。202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显示，SBF的净资产为240亿美元。

SBF在纽约金融区一个不为人知的高频交易商店Jane Street学习了交易。该公司从麻省理工学院最聪明的数学和物理学生中招聘人才。SBF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的学生，2013年夏天曾在Jane Street实习，是为数不多的被邀请回来全职工作的实习生之一。他被派去做全球ETF交易的做市商——这比简单地为一只股票做市要困难得多，就像三维象棋比普通的象棋要困难得多一样。

在Jane Street实习之前不久，SBF与Will MacAskill有过一次会面。MacAskill是一位毕业于牛津的年轻哲学家，当时刚刚完成博士学位。在哈佛广场外的Au Bon Pain餐厅吃午餐时，MacAskill阐述了有效利他主义(EA)的原则。MacAskill认为，该原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为了行善而优化自己的生活，通常可以通过选择赚取尽可能多的钱来做最多的善事——为了把钱都捐出去。MacAskill说道：“赚钱是为了付出。”

E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哲学家Peter Singer，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最大化他人的幸福。Singer已经80多岁了，很可能是在世的最受欢迎的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Singer几乎是一手发起了动物权利运动，将纯素食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对肉食的道德恐惧的伦理方案加以推广。如今，他最为人所知的是溺水儿童的思想实验。(如果你遇到一个溺水的小孩，你会怎么做？)Singer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将其基本原则普遍化：“很少有人会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孩子溺水；而许多人忽视了非洲或印度儿童本可避免的死亡。问题不在于我们通常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简而言之，Singer认为，世界上的富人应尽其所能地捐出收入的10%、20%甚至50%，以改善世界上穷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道德义务。

MacAskill的贡献在于将Singer的道德逻辑与金融和投资逻辑结合了起来。MacAskill认为，人们不仅有义务捐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要尽可能高效地捐出。而且，由于每个声称拯救生命的慈善机构都有预算，它们都可以根据成本效益进行排名。那么，一个慈善机构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多少钱？数据显示，控制疟疾和蠕虫的传播具有最大的成本效益，每投入2000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有效的利他主义优先考虑这种唾手可得的果实——这些是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首先拯救的溺水儿童。

尽管EA起源于牛津，但它在旧金山湾区获得了大部分的吸引力。Dustin Moskovitz和Reid Hoffman等硅谷元老，以及Eric Drexler和Aubrey de Grey等科技大师都公开支持这一想法。

SBF来自旧金山湾区，是斯坦福大学两位法学教授Joe Bankman和Barbara Fried的长子。他的父母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培养成了功利主义者——就像一个人可能被培养成一元论者一样——在饭桌上总是在讨论为最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问题。SBF性格形成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2岁时，当时他正在权衡关于堕胎辩论的利弊。基于权利的理论家可能会认为，胎儿谋杀本质上是儿童谋杀。功利主义的论点则会比较各自的后果。失去一个真正的孩子的生命——一个父母和社会投入了大量资源的生命——比在子宫内失去一个潜在生命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堕胎看起来更像是计划生育，而不是谋杀。SBF对功利主义的应用帮助他解决了他对堕胎伦理的一些纠结的疑虑。这让他坦然地支持堕胎——就像他的朋友、家人和同龄人一样。他看到了自己哲学信仰的基本正确性。

数学成绩优异的SBF轻松通过了加州希尔斯伯勒市的精英预科学校Crystal Springs Uplands。虽然他成绩优异，但一直独来独往，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了电脑游戏（《星际争霸》、《英雄联盟》）和卡牌游戏《万智牌》上。但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找到了自己的部落Epsilon Theta，一个由同样对魔术和电子游戏感兴趣的超级极客组成的男女同校联谊会。成员们喜欢在无酒精的聚会上辩论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哲学和逻辑问题。

正是他的同伴向SBF介绍了EA，然后又向他介绍了MacAskill，而MacAskil在当时还几乎默默无闻。MacAskill当时正在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寻找愿意加入他的“earn-to-give”计划的志愿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张咖啡桌上，MacAskill提出了他的想法：一项以人的生命来衡量回报的战略投资。MacAskill认为，这个机会是巨大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生命仍然廉价得离谱。只要算一算就知道了：以每条生命2000美元计算，一百万美元可以拯救500人，十亿可以拯救50万人，以此类推，一万亿美元理论上可以拯救5亿人免于悲惨死亡。

MacAskill找到了最好的伙伴。SBF不仅在旧金山湾区长大，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且他已经受到Peter Singer的启发，开始采取道德行动。大一期间，SBF成为了素食主义者，并组织了一场反对工厂化农业的运动。大三的时候，他就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该做些什么。MacAskill——Singer的哲学继承人——给出了答案：对他来说，将世界上的善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当MacAskill发表演讲时，SBF边听边点头。“earn-to-give”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SBF意识到，这就是实用功利主义。SBF知道了他必须做什么，但只是说：“是的。这很有道理。”但是，就在明亮的黄色遮阳伞和撒满面包屑的红砖地板之间，SBF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为了慈善事业，他要变得非常富有。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执行风险。

在确定了方向后，MacAskill给了SBF最后一次引导，建议SBF那年夏天去Jane Street实习。

2017年，SBF一切顺利。他在Jane Street表现得很好。他的交易如此流畅，以至于其他人会来看他工作，就像人们可能会在Twitch上观看电竞运动员的流媒体直播一样。他把自己收入的50%捐给了自己喜欢的慈善机构，其中最大的一笔捐款捐给了“有效利他主义中心”和“80,000 Hours”。这两家慈善机构都致力于将“earn-to-give”的理念发展成一种运动。(这两家公司都是几年前由MacAskill创立的。)他有很多好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EA同好，甚至有些是他的同事。Jane Street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有令人羡慕的企业文化，大量的福利以及行业中最慷慨的薪酬。SBF让自己走上了一条成为非常富有的人的道路。他在Jane Street过得非常愉快，并满足于永远留在那里。

然而，当SBF分析摆在他面前的光明未来时，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意识到自己太安全了。在Jane，SBF学到了一条交易原则。他学会了“风险中性”：简单地说，一个交易者在50美元和有50%的机会达到1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想在一生中实现收益预期值的最大化，就必须是不可知论者。那些喜欢稳赢的人是“风险规避者”，而那些宁愿赌博的人是“风险爱好者”。但风险爱好者和风险规避者都是输家。因为从长期来看，他们会输给毫无偏见地接受这两种交易的风险中立者。

SBF意识到，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被Jane Street解雇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坚持在Jane工作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偏好。为了充分理性地代表穷人实现收入最大化，他应该将他的交易原则应用于所有领域。他必须找到一条风险中立的职业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觉得他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努力成为全球精英的一部分。为了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好处，SBF需要找到一条他可以一掷千金的道路。

在这一顿悟之后，SBF递交了辞呈。我的朋友兼同事Caroline Ellison当时正在Jane Street证券交易柜台做交易，她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这很不寻常，因为他决定辞职不是为了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而只是在有很多其他选择的前提下。”

SBF列出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清单，并对每个选项做了一些说明：

• 新闻业——工资低，但有巨大的影响潜力。

• 竞选公职——或者只是当个顾问？

• 从事运动方面的工作——EA需要人！

• 创业——但具体是什么？

• 在旧金山湾区游荡一个月左右，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回忆道，“它们都很吸引人，我不知道哪一个会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也知道，唯一的失败选择就是不做选择，所以他闭上眼睛，走进了五号门。

Caroline Ellison就是在那时失去了她这个朋友的消息。

在SBF退学大约六个月后，Jane Street 派Ellison去加州招聘，于是她决定去拜访这位老朋友。他们是办公伙伴，但也会偶尔在工作之外进行社交活动，因为他们都是EA同好。Ellison想叙叙旧，但从一开始，SBF就表现得一反常态，有几次取消了咖啡约会。当两人终于在Jumpin' Java见面时，SBF甚至回避了最无伤大雅的问题。

Ellison问道，“过去几个月你在忙什么？”

SBF隐晦地回答到，“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秘密。”

“好吧，没关系，”Ellison一边说，一边喝着茶。

令人不安的沉默。

“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我想我可以告诉你……”SBF过了一会儿说。

“不。没关系。”

一个尴尬的停顿之后，SBF打破了僵局。

“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这个故事非常了不起。SBF离开Jane Street后，他搬回了湾区的家，Will MacAskill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在有效利他主义中心担任业务发展主管。他在位于伯克利的CEA总部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在工作开始前，他还有几周的时间去探索。这是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度假。在Jane工作的这些年里，SBF从未休过什么假期。

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来到旧金山湾区，他发现自己的家乡出人意料地令人兴奋。所有的新技术都在这里。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在这里。这是EA社区的大部分成员聚集的地方。SBF经常和他的弟弟Gabe一起出去玩，Gabe当时住在Stuart街附近的EA公社。

当时，科技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加密货币。在旧金山湾区，你无法逃避这种讨论。那年早些时候，“硬分叉”搅乱了加密社区，当时被称为比特币的东西经历了有丝分裂，变成了Bitcoin Classic和Bitcoin Cash。当年晚些时候，比特币(Classic)似乎要突破1万美元大关。加密货币正在成为一种流行。

出于好奇，SBF开始研究加密货币，几乎立刻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特币在日本和韩国的交易价格高于在美国的交易价格。理论上，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无风险的盈利机会。人们只需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比特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然后将差价收入囊中。Jane Street通过利用几美分的价差进行高频交易建立了一个帝国。而比特币在韩国的交易价格约为1.5万美元：50%的溢价是闻所未闻的。

SBF对他在屏幕上看到的数字表示怀疑。这可能不是真的。但接着他又有了第二个想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有5000美元摆在地上。SBF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决定在不同的交易所开设一些账户，看看他是否能执行交易。他不能。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因为套利机会不存在。由于银行系统和货币管制方面有太多的繁文缛节，这是一项很难执行的交易。

SBF又花了一天时间处理繁文缛节，完成了一笔往返亚洲的交易，并获得了20美元的利润。这是一次概念的证明。SBF立即将自己的5万美元投入了进去。第一项工作就是把钱存入系统。这在操作上有巨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一家外国银行，每天把钱汇到国外。但幸运的是，SBF拥有一个秘密武器：EA社区。这里有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松散的全球网络。其中有一名日本研究生，作为日本公民，他可以在一家(不知名的、农村地区的)日本银行开一个账户，该银行愿意有偿处理SBF新成立的Alameda Research想要进行的交易。日本的比特币和美国的比特币之间的价差“只有”10%，但Alameda发现它每天都可以进行这种交易。SBF最初的5万美元每天以10%的利率复利，下一步是增加资本的数额。当时，加密货币的日交易量约为10亿美元。考虑到他想要获得其中5%的利润，SBF开始寻求5000万美元的贷款。他再次联系了EA社区。Skype的联合创始人Jaan Tallinn为最初的5000万美元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资金。

随着资本账户的膨胀，资金开始快速积累。以至于SBF开始雇人以维持资本运营。加密货币是如此之新，以至于韩国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不断改变他们对监管的看法——然后使这些改变具有追溯效力。这是一个混乱的漩涡。卷入这场漩涡的是Nishad Singh，他是SBF兄弟Gabe的朋友，也是EA的一名成员。Singer是一个戴着眼镜、长着一张娃娃脸、态度认真的年轻人。在与SBF进行了一次交谈后，Singer决定离开Facebook，转而从事更有意义的FTX建设工作。Caroline Ellison也参与了进来，在SBF通过向她介绍了这项操作的几周之后，她就辞去了Jane Street的工作，搬到了加州。SBF最初雇佣的15个人都来自EA，他们挤在一个600平方英尺的破旧无电梯公寓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厨房里摆着站立式办公桌，衣柜是留作睡觉的地方，整个空间里堆满了吃了一半的外卖盒。简直是一团糟。但那也是一段过去的美好时光。Alameda公司50%的利润都捐给了经EA批准的慈善机构。

Singer回忆道：“如果没有EA，这就不可能成功。”“所有的员工、所有的资金——一切都是EA的功劳。”

比特币套利没有——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日本人对价格过高的比特币的兴趣越来越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另一家隐蔽的套利机构也找到了这种交易途径，并使其崩溃)。不管怎样，价差缩小到了近乎为零。但还有其他交易可以做。加密货币是新事物，交易员处理加密货币所需的工具仍在建设中，这意味着各地都存在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每一个市场低效的背后都是一个套利机会。

Alameda最头疼的不是寻找机会，而是执行交易。当时，当涉及到加密交易所时，选择基本上归结为Coinbase或币安。Coinbase强调要接受美国当局的监管，但其结果是，它没有提供专业交易员对冲其赌注所需的期权合约和衍生品。另一方面，币安提供了SBF在为Jane Street交易时所熟悉的衍生品，但作为一家公司，它不断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试图逃避所有的司法当局。这两家交易所都不是特别适合交易。

在2019年年中，SBF决定再次加倍下注。他将把Alameda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利润押在一家新企业上：一家名为FTX的交易交易所。它将把Coinbase的稳健、热爱监管的做法与币安等公司提供的衍生品相结合。他认为成功机会只有20%，但在SBF看来，他需要极端的风险来最大化他一生收入的预期价值，以便他的earn-to-give战略可以发挥作用。按他自己的判断，他绝对有可能失败，但这一点无关紧要。

关键是，当SBF把一家成功的加密交易交易所每年可以产生的数十亿美元乘以他自己评估的成功建立一个加密交易所的20%的几率时，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这就是预期价值。如果你按照交易资产的原则生活，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计算期望值，然后以最大的那个为目标。为了使你的预期价值最大化，你必须以它为目标，然后盲目地前进。这听起来很疯狂，甚至可能很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数学。它遵循了风险中性原则。

就这样，他把这家新生公司搬到了监管体制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司法管辖区香港。香港的地理位置很方便，毗邻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最热情的加密货币用户群的国家：中国。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红杉资本的年轻员工Michelle Bailhe和资深合伙人Alfred Lin开始仔细研究加密货币领域。Lin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工作狂，他对引发第一波加密浪潮的乌托邦主义缺乏耐心。Lin的才智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院得到了锻炼，在那里他研究了统计学和期权、掉期和衍生品。当他想到加密货币时，他问自己的问题是：它有什么好处？

“是的，加密货币最终可以取代货币，是的，它最终会让网络去中心化，”Lin轻蔑地挥了挥手说。“但所有这些在今天都不是真的。那么，现在人们都做些什么呢？他们进行交易。如果人们交易，人们喜欢交易，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赚大钱呢？它将是交易所。”

Bailhe花了几个月时间全身心地研究这个领域，把精力集中在交易所上。她会见了每一位创始人和每一家愿意聘用她的公司。她为整个市场绘制了一张地图——在红杉资本，这种文件被称为“Sequoia”。

Bailhe说：“在我们见过并研究过的交易所中，有些存在监管问题，有些已经上市。”“然后是山姆。”SBF开始建立的交易所FTX堪称完美。他们没有协同努力来规避法律，也没有扎克伯格式的指令要求打破现状。然而，FTX并没有等着获得创新的许可。该公司将总部设在海外正是因为它渴望建立一个先进的风险引擎，以支持各种对冲策略。SBF本人似乎是为加密交易所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而生的。他不仅是一家顶级公司的顶级交易员——因此是理想的客户——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律师。Bailhe说：“因此，他致力于迈出正确的每一步，让FTX最终能够在美国合法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不是通过请求宽恕，而是请求许可。”

在Bailhe看来，问题在于FTX似乎不需要任何资金。她是对的，但她不知道的是，SBF已经开始考虑筹集资金了。由于所谓的交易对手风险，Alameda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失。理论上，套利是没有风险的。但当你用来进行交易的摇摇欲坠的交易所突然锁住并拒绝支付你的资金时就不是这样了。或者更糟糕的是，当两个加密交易所甚至不能就加密货币转移的形式达成一致时，从一个交易所向另一个交易所发送加密货币的行为将导致代币消失在以太中。甚至不要问那些条款在协议中被单方面改变的期货合约了。Alameda也未能幸免于交易所层面的诡计，这些诡计给整个加密货币领域带来了肮脏的名声。但FTX有志于改变这种局面。它的建立是为了打造交易员可以依赖的交易所。SBF需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他希望FTX成为加密货币的体面代言人。这需要广告宣传、赞助协议、慈善机构以及支付这一切的专用资金。

毕竟，FTX确实需要资金。而且它需要来自可靠来源的资金，这样它才能继续将自己与那些来到加密货币领域骗取钱财的人区分开来。因此，在2021年夏天，当FTX开始从硅谷一群知名风投那里筹集B轮融资时，Bailhe和Lin按下了“别着急”的按钮。“令人尴尬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联系山姆，因为我们认为他不需要我们，”Bailhe承认。“我以为他们只是在赚钱，完全不需要投资者。”得知情况并非如此后，他们迅速联系了SBF，并在7月一个炎热的周五下午，在加州时间4点组织了SBF和红杉资本合伙人的紧急Zoom会议。Bailhe态度坚决，不惜拿自己在其他合伙人中的声誉冒险：“我说，‘不，这是值得的。取消你下午的安排。’”

Zoom会议进行得很顺利。SBF在回答问题时显得很放松，像往常一样，以完整的段落谈论极其复杂的话题。FTX的产品主管、另一位前Facebook工程师Ramnik Arora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我们在接近尾声之前回答了红杉的所有这些问题。他真是太棒了。”

SBF接受了这笔钱，并在不久之后将FTX总部从香港迁至了拿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京倡导的清零政策让香港的企业难以维持。巴哈马对新冠肺炎的规定更为宽松，而且距离加密货币行业开始在其周围聚集的迈阿密只有20分钟的飞机距离。

2022年春天，我亲自飞到了这家公司去看看。走过拿骚的候机楼时，我碰巧看到了一份《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说明了一切：“随着加密货币的崩溃，3000亿美元在几天内蒸发。”

这是对加密货币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调查。比特币价格暴跌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个所谓的“稳定币”失去了它的挂钩，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FTX的公开交易对手Coinbase的股价暴跌。市场一片混乱。

纽约时报旁边是一份拿骚卫报的副本，上面写着“飓风警报，奥密克戎创纪录激增”。我心想，这应该是有趣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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