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飒团队 | 当类案检索拥有“AI加成”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印发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类案检索指导意见（试行）》”），将类案检索机制规范化地引入审判实践，在业内引发了激烈讨论。

《意见》规定以下四种情形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一是拟提交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二是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三是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四是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为规范类案检索报告机制，《意见》不仅明确了类案检索说明或报告应包括的主要内容，还要求承办法官在合议庭评议、专业（主审）法官会议讨论及审理报告中说明类案检索情况。考虑到审判工作实际，类案检索情况既可以口头说明，也可以专门制作书面的类案检索报告；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力求客观、全面、准确。除了最高院出台的意见，北京市高院、湖南省高院与江苏省高院都规定了诉讼代理人提交类案时，承办法官有进行类案检索的义务。

截止目前，最高院与诸多省级高院都开发了检索系统，供承办法官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有“类案智能推送系统”。地方高院层面，有北京高院的“睿法官系统”、 安徽高院的“类案指引项目”、贵州高院的“类案裁判标准数据库”、重庆高院的“类案智能专审平台”、内蒙古高院的“法信类案智能推送系统”等等。

一般认为，类案检索系统首先需关注案件的争议焦点，而争议焦点的确定需要同时结合案件的基本事实与法律，即只有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才应被视为基本事实，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即具有法律要件性质的事实。这就要求类案检索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应以法律要件为抓手对文书进行识别，提取主要事实作为类案判断的根据。当类案之间具有实质性冲突时，对其做类型划分，并将不同的结果都向法官予以呈现：一方面使得法官可以对该类案件的平均裁判水平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它只是一个对既往判决的“表达者”，将结果呈现给享有裁量权的法官，并协助法官做出正确判决。

首先，二者产生机制之不同。指导性案例的产生更具行政化色彩，经过多层次筛选逐级上报，并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最终决定权。类案推送的产生机制是司法大数据，是对所有公开判例的整理分析。这一方面能有效弥补了指导性案例数量少的缺陷；另一方面，新类型案件因为层层上报的程序的省略，可以被及时地纳入到案例库中，有效弥补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时效性缺憾，使得尚没有指导性案例作为参考的类案有了参考对象。

其次，二者在具体适用上差异较大。指导性案例中具有参照效力的往往是“裁判要点”。同时，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法官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参考经常是出于规范出发型裁判思维，而非英美的将其视为独立的制度个体出发进行裁判。但是类案推送的类案，必然包括对案件事实部分的分析，因此案件细节也是类案的评判标准，这区别于指导性案例重点关注裁判理由的思路，让使用者可以明确区分不同类型案件的具体裁判思路，推进同案同判价值的实现。虽然后续审判仍需遵循规范出发型裁判思维，在类案的筛选以及大数据归纳上相对独立于法律规范。因此类案推送更偏向英美判例法，是针对具体案例的具体情节，而不是一个宏观的规则性参考，实用性大大增强。

综上，尽管类案检索系统与指导性案例在产生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在价值目标上，它们都是为促进类案类判的实现而向判例法借鉴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