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斐德罗，书写和绘画有奇妙的共性。绘画的产物搁在那里，就像有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有人要向它们提什么问，它们却保持最庄重的沉默。写下来的字是同样的道理。你认为它们在说话，好像它们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再追问这些字，它们始终是那个老样子，永远那个意思。一旦写下来，每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他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它有缺陷，它受到不公正的攻击，它总是需要它父亲的支持，它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支持自己。

这是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对话。在 2000 多年前，苏格拉底就表达出对以文字为载体的信息媒介的担忧，尽管清晰而准确，但文字仅仅是对于真实人类的拙劣模仿，而这种冷漠、无声、无法回应、无法变化的模仿，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部分，个性与人性。文字冰冷且固定，却又无差别地对所有读者一视同仁，它代表着背后作者的思考，每个人都接收到同样的内容，但又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交流传达的究竟是准确的信息，还是主观的想法？如果交流的双方都不能亲身在场的话，无论是发送者还是接受者都在进行单向的交流，信息必然不能保证准确，那么意义是什么？从印刷、摄影、录音，到电话、电脑、社交网络，技术在不断迭代，交流的形态一直在变化，但是交流中的问题却还是一以贯之，我们能否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未来的交流模式会如何发展？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们将逐层分析这些问题。

一、被滥用的“Communication”

交流一词的英文是 communication，然而 communication 显然不仅仅指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字典中的解释中，communication 有包括沟通、表达、传输、通信等意思。“沟通”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交流，“表达”则是一种一对多式的信息传播，“传输”代表物质的迁移，“通信”则是一个技术名词，可以认为是“传输”这一概念的延伸，既然是“元宇宙”的系列文章，那么我们先从技术谈起。

香农在 1948 年第一次定义了信息论和其中的数学方法，在论文中，communication 指代的便是“通信”。伟大的香农试图以技术的手段去描述交流的社会意义，而且某种角度上，他成功了，信息都被看做是信号，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日常生活，所有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东西都转化成了一个技术概念，这抹除掉了很多诸如情感、意识的因素，让世间万物都可以以同一套数学方法来进行分析处理。在那个战争还未停歇，电子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论毫无疑问提供了一种最优雅且高效的方法论。发展到今天，一旦我们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现代文明精细脆弱的模式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显然，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切组织赖以运转的基石，也包括元宇宙。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详细梳理了数字信息的发展史，从摩擦起电一直到 5G、云计算，然而，主张“交流即信息”的技术论者，却忽视了人性本质中的非理性和有限性。我们的思维并不是二进制的，为什么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信息描述并不相同？为什么即便准确的信息传递并不总是带来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转？这显然并不是信息论所探讨的内容。元宇宙当然是一个技术领域，信息论也是元宇宙的底层基础，但我们探索更本质的东西时，不妨先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回归 communication 最初的意义，沟通与表达，或者我们用两个更恰当的词汇，“对话”与“传播”。

二、交流的意义

1. 交流的含义

交流作为一个探索“人”本质的核心概念，自然也是哲学中的重要领域，在具体讨论“对话”与“传播”之前，我们先整理一下哲学史上对于最初“交流”的理解。

柏拉图认为，交流的理想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对于交流的论述，而且论证方式也很精彩。在《斐德罗篇》中，他认为交流是一种补偿性的理想，价值来自于与交流失败之间的反差，对于理想的交流方式的定义便是通过与各种扭曲的交流方式的对比而得出的，“文字”是没有变化的，“演讲，”是缺乏互动的，对于这类交流形式的否定，得出真正的交流应该是自由、互动、个性化的，在理想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精神的共鸣。

如果把口头交流作为基础，那么文字交流便是信息丢失的新媒介，每次媒介的更新都是试图对于丢失信息的补全或者说对于口头交流的更精确的模拟，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考虑媒介带来的各种用词意义的改变，因此媒介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寻求一种对于口头交流更好的模拟，在这过程中开展了各种或更接近或更偏离的探索，催生了各种工具和艺术形式，这便是附加价值了。

2. 人际交流

对于交流第一个重要意义，对话，来说，也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人际交流，对此最简单的理解便是，交流是不同个体间信息的准确共享，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相互认同。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抑或是更高级的交流媒介，本质都是将个体的想法以符号化的形式标新出来，而交流的成功便可以看做是试图使讲话者传递出去的符号的意义与听话者所理解的意义趋同。

显然，人际交流的障碍主要便来自于双方的理解偏差，为了克服这种障碍，

第一，需要付出一定的教育成本，也就是赋予词汇更精确的定义，并确保这种定义被双方都熟知；

第二，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中显然会有不同的意义，如何保证双方处于同一场景或者双方知晓对方所在的场景便成为了重点；

第三，同样的词汇在同一场景也可能有不同的用法，这源自于符号不仅仅有象征功能，还有情感功能，前者负责描述事实，后者负责表达态度，这也是文字媒介的弊端，文字中的态度过于隐晦了。

交流是两个个体之间通过这种极其精细而脆弱又极其容易出错的符号实现的基础，上述三方面便是技术发展在不断试图解决的问题。

当然，人际交流不止于此。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把交流看作意识的共享，毫无疑问将会走向失败，但交流更多的意义在于社会关系的建构上。人不可能脱离于社会而存在，语言表达和社会身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而人际交流便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建立方式，与其说是传达个人想法，不如说是对于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关联的见证，正是交流的姿态，将我们的生活和价值捆绑在了一起。

3. 大众传播

再说传播，显然传播是一对多式的交流，无论是口头式的演讲，还是如今的电影、电视、新媒体网络，本质都是一种大众传播。这种交流最早期的意义便是通过符号来管理大众的舆论和思想，从而制造群体的共识。大规模的符号式传播系统而高效，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才能维系，人类紧密的社会体系依靠于此，因此在大众传播中，可以附带上管理者想要传达的的价值、信仰等等，长此以往，这种单向的传播便可以促进群众中形成有效的行为准则，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大抵如此。由于大众传播不断重复，无处不在，通过各种心理学技巧，可以躲避群众警惕的意识，直接进入我们恐惧、愚昧的精神世界底层，这也是国家统治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社交媒体，随处可见。

当然，尽管更多被当作统治者的管理工具，传播也还是有积极而自由的一面，自治组织的管理者并非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这个组织本身。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杜威认为，交流不仅是共享信息，更加是让不同的个体去参与到一个共同的世界，这种社区更依靠于参与者的想象力、自由度和团结度。在建立这个世界的同时，每个人的活动都需要受到同伴关系的修正，而社区也需要一套统一的行动标准，一套使用事物的方式，来实现彼此之间的合作。在这种社区里，传播的主体并非某个管理者，而是社区本身。无论是法律，还是元宇宙中的合约，都可以看作是更民主化的大众传播的媒介。

三、交流的困境

“What we"ve got here is failure to communicate”，这是在斯图尔特·罗森博格执导的《铁窗喋血》中，保罗·纽曼留下的经典台词。无论是哪种交流形态，愿景和目的总是积极的，但结果却往往不如人意，交流的困境才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我们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潜台词便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代沟。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似乎不难理解，不同人之间是散乱的个体，个体意识的隔绝是人类生物学上的既定事实，不同意识之间的直接交流一直被看作是不可能的，威廉·詹姆斯说，这样的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我们暂且不反驳这绝对性的言论，但人与人之间无法通过导线互相连接，这是客观事实，交流的最大困境也正来自于此。精神上的直接接触一直是人类的美好梦想，如今看来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对于精神共鸣的探索我们放在第四部分来谈。在这部分，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不考虑客观存在的生理障碍，导致交流困境的还有哪些因素？

1. 交流的失败

首先从笛卡尔说起，笛卡尔是二元论的支持者，关于二元论和一元论数百年的争执，我们在后续的文章会继续探讨，在此按下不表。在笛卡尔的观点中，我们对于真实世界是无法实际触及的，蓝色的天空，桌上的手机，房间的音乐，都是我们的感官器官带给我们关于这些实体的感觉，而非我们的精神直接获得的。人类理解世界最初的媒介，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语言的，而是感官的，每个人拥有的体验和意识都是隔绝的。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把交流从“物质传输”引申为“精神共享”，或者说感觉的共享。我们通过语言，将大脑中的感觉描述出来，从而让其他人知晓，而感觉的清晰传送便可以被看作是交流成功的标志。显然，这是个悖论。

洛克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对自己的意识拥有主权，这是对于私有性的保障，将意识看作是个人财产且不可侵犯，而交流便可以将私有的意识变成共有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意识私有，那么交流成为必需，而将私有的意识转化为共有则成为了非常罕见的事情，因为这需要我们为每个人的私有意识制作一套统一的标准化符号。

语言总是带着带着强烈的主观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词标准和知识领域，这还尚且不提各个国家的语言差异，而以语言为基础的其他媒介则会掺杂更多的文化、地域因素，让“共有媒介”成为了非常奢侈的事情。唯二的人类之间的共有准绳，第一是科学方法，无论任何国家，以数学语言作为基本范式的现代科学都是我们理性交流的唯一保障，这是人类的共有智慧；另一个便是艺术，尽管艺术品具有主观性，但艺术是人类的独属，艺术的意义不仅仅是观众们各自心目中的意义总和，更加上升到了客观存在的知性。简单来说的话，一件艺术品的价值能被且仅能被人类所认同，关于艺术，我们还会在后续关于 NFT 的部分中进行探讨。

2. 交流的欺骗

由于无法准确表达而导致的交流失败会使人沮丧，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自交流中的欺骗元素才是让我们懊恼的主因，无论是日常的吵架，还是屡屡登上热搜的明星八卦，大多数根源都是交流双方对彼此的欺骗。关于这方面，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钻研颇深，他曾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自嘲道：“我谢谢你从来就没有理解过的意思，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从这一事实上学到的。”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交流既是信息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掩饰方式，纯粹的思想传输并不存在，交流中总是存在着各种暗示和比喻。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信息和物质互相依托才能存在，而这是物理学的角度，在我们日常交流中，内容和载体往往会被等同处理，文字就会被认为是简洁的，图像就会被认为是准确的，等等，尽管大多准确，但往往也都存在着各种悖论。进一步的，符号和表层意义同样会被等同处理，印象流、标签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交流的载体，到内容的符号，到表层的意义，再到隐藏的意义，层层剥开才能去伪存真。而这样一个充斥着矛盾的世界中，轻松容易的交流必然是虚情假意的。

被解读出最终意义之前的部分，都是欺骗和误解的一部分，不过积极的角度来说，因为信息本身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交流的目的就并非是欺骗，而是将信息传递给真正能领悟到隐秘信息的人，而避开其他人的目光，因此交流也可以看做是在让对方更好地理解的同时，也对其他人有策略性地误解。当然，如果隐秘信息只有自己能解读，那便是狭义层面的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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