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来自deribit，在这篇文章中，作者BenjaminSimon对近期美国基础设施法案的投票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陷入僵局的基础设施法案在许多方面标志着crypto故事的新篇章，而致力于crypto长期成功的人，应该公开谈论其中的哲学差异，而不是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将它们隐藏在晦涩的技术辩论之后。

此外，他还表示，我们最终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理解这种基本冲突及其许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

本月早些时候，加密资产（crypto）(以有趣但有点可悲的方式)扰乱了美国政治。

参议院几乎准备好就一项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但最后一刻突然出现的一则条款，极大地扩大了对非托管crypto从业者（包括矿工和节点运营商）的报告要求。一小群活跃的加密原生D.C.监视者抓住了这一变化并迅速采取了行动。在一周的时间里，crypto行业的领导者以及少数有权势的CEO和企业家在游说国会修改该法案。

尽管结果令人失望（最初的条款最终占了上风），但这一过程是引人注目的。该修正案引发的骚动，最终迫使参议院将法案的最终投票推迟了数日，而其中还包括了一项新冠疫情救济计划。

无论如何，曾经是由技术未来主义者、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以及正在康复的“扑克玩家”组成的边缘队伍，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政治破碎球，Crypto把美国的立法系统拖入了一次紧急刹车。

Crypto不断变化的精神

这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性没有被任何人忽视，《华尔街日报：“比特币粉丝突然成为了一股政治力量”》、《华盛顿邮报：“crypto如何成为华盛顿的一股强大力量”》以及《政治：“华盛顿在基础设施之争中意识到了Crypto的影响”》等媒体报道，宣布了crypto行业翻开的新篇章。

然而，除了外界的关注以及媒体的喧嚣之外，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吗？陷入僵局的基础设施法案，似乎确实彻底改变了公众对crypto及其力量的看法。但更根本的是，它揭示了crypto自身精神的演变。

自出现以来，一条共同的线索将crypto的不同部分和子群体联系在一起：一种差异性的身份，以及与先前存在的机构（无论是政治、经济、金融还是文化）的自觉分离。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最初是作为主权货币的替代品。以太坊背后的生动愿景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摆脱硅谷科技巨头封建统治的全球网络。而DeFi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平行的、基本上自我封闭的金融体系。即使是最成功的文化艺术crypto项目（例如cryptopunks），也明显地、有意识地在非常规化。

当然，尽管分离主义思潮盛行，crypto行业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它们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并容纳传统机构（还记得“是区块链，而不是比特币”吗？）。但迄今为止，这些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crypto故事的一个注脚——这个故事是由具有乌托邦、有时是革命野心的个人和运动所撰写的。

陷入僵局的基础设施法案在许多方面标志着crypto故事的新篇章。在过去十年中，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整个行业围绕政治游说活动展开活动——这不仅是因为crypto无能为力、不成熟和粗糙的，而且我认为，因为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强大的分离主义和脱离接触的暗流。

这种最初的精神已经开始减弱，（非官方）领导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古怪的未来主义者、古怪的程序员以及不稳定的CEO都在争夺行业标准承载者的地位。而现在，包括美国参议员、对冲基金大亨以及沉默寡言的的科技亿万富翁们似乎在肩负着重任。

在我们的眼前，crypto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制度化，甚至是去激进主义的过程。

crypto站在十字路口

这种趋势隐藏在每个人似乎都接受的“主流采用”的模糊概念背后。然而，它已经打开了，或者至少扩大了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裂痕。

当萨尔瓦多宣布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时，这一举动赢得了crypto支持者的热烈掌声。但是当拟议的法律变更细节浮出水面时，这种热情开始破裂。很多比特币爱好者在得知萨尔瓦多政府将根据新法律要求企业主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时发出了警报。在随后的法律辩论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其中一个角落里站着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比特币的个人主权和选择自由的核心理想背道而驰。而另一个角落是保守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承认任何州级政府采用比特币，都必然涉及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妥协。

这种割裂在crypto的其他地方也很明显。6月份，哈佛法学院区块链和金融科技计划(HLSBSI)在Uniswap的治理论坛上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从协议财政库中提取100万UNI（价值2500万美元）用于DeFi政治游说活动。作为回应，Uniswap社区的很多成员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项误导性的、自我挫败的举措。在dYdX宣布将美国crypto用户列入黑名单以进行追溯代币空投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人对“去中心化”协议将屈服于法律限制感到愤怒，而另一些人则对遵守法规的举措表示出了赞赏。

我在这里描述的根本不是crypto阵营之间熟悉的争吵，即俗称的“有毒的最大主义”。相反，这是一种超越部落忠诚并触及crypto最终目的核心的分裂：crypto应该努力创造一个不受传统社会过时结构阻碍的崭新系统，还是应该对主流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采取更为宽松的方针。

在crypto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从未真正面临过这种困境。在早期，甚至在2017-2018年炒作周期的热潮中，crypto基本上是一场边缘运动。真正的信徒满怀激情地坚持着它，怀疑论者认为这是幻想，而机会主义投机者来来往往。但现在，在经历了一段令人瞩目的增长后，crypto站在进一步制度化和重新致力于分离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之间的十字路口。

这种困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crypto应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治游说团体吗？比特币的支持者是否应该直接与中央政府合作以提高采用？DeFi协议是否应该将银行和金融机构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crypto原生艺术家、策展人及文化场所是否应该与其主流同行合作？或者，crypto是否应该拒绝意识形态妥协，避免制度调整（不管是什么），并回归其革命根源？

如何追求变革？

这种困境对于crypto来说可能是新的（或者如果不是全新的，至少现在更加相关）。但从总体上和历史上来说，它一点也不新颖。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应该对crypto现在面临的困境感到惊讶。

几个世纪以来，具有改变世界抱负的新兴意识形态运动一直在应对同样的挑战。激进的政治团体在获得权力后总是要努力保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宗教派别在其信徒是否应该在封闭的社区中追求与世隔绝的美德生活，或者他们是否应该与物质世界接触以提升它（即使冒着稀释宗教核心价值观和实践的风险）的问题上，分歧也很大。

关于crypto，这一困境似乎只是理想与实际之间的折衷。在这种框架下，争论的双方都认为，原则上，crypto应该尽可能地坚持乌托邦主义。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为了行业的生存和繁荣，必须在多大程度上牺牲理想主义。这一框架隐含着一个假设，即与传统结构和机构打交道没有内在价值。一个真正独立的乌托邦是可取的，却是难以实现的，它需要对现实做出让步。

然而，这种将困境定义为乌托邦主义与稍微实用的乌托邦主义的做法，忽视了第三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如果乌托邦的冲动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在原则上实际也是不可取的怎么办？如果与传统机构的接触实际上值得称赞，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让步呢？总之，如果crypto不应该努力成为一场革命运动，而是一场改革运动呢？

这些问题肯定会让普通的crypto支持者感到厌烦，但它们也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核心，因为最终手头上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人对crypto的看法，而且关系到crypto渴望改变的世界。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主权货币的民族国家从根本上与自由不相容，或者金融机构和银行已经腐烂到核心，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妥协的耐心。但如果我们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拥有一些智慧和价值（尽管它们常常让我们失望），那么它们当中有一些东西值得保留，crypto不应该成为孤立的系统。

中间道路

我想说的是，革命和改革的念头都是有价值的。

在革命派的方法中，有着广阔的视野、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创造性的愤怒。这些对crypto的早期发展尤其有利，因为它们吸引了愿意为边缘运动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的个人。

而在改革派的观点中，有一定的谦虚和感激，他们承认复杂的系统很难从头开始构建。正如一位伟大的改革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改革者的任务是在“守恒和修正两个原则”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特别是对于crypto改革者来说，这意味着努力使政治制度更加自由、金融制度更加公平、文化制度更加民主——但不是完全废除制度。

毋庸置疑，这些变革与进步的决斗哲学并不容易调和。我们这些致力于crypto长期成功的人应该认识到，这种冲突通常是crypto必须做出的许多价值负载权衡的核心。至少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公开谈论这些哲学差异，而不是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将它们隐藏在晦涩的技术辩论之后。

但我们最终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理解这种基本冲突及其许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

事实上，纵观历史，找不到这条中间道路的运动都失败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围绕战后政府体系（联邦条款）的可持续性展开了辩论。联邦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治理结构，尽管他们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部分损害自由的革命精神。而反联邦主义者反对任何对国家建国理想的淡化。经过多年的辩论，最终于1787年批准的《宪法》，对该国摇摇欲坠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变，但它也在其强有力的《权利法案》中保留了革命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个关键的早期阶段，美国设法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而现在，crypto也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弃核心革命精神，因为没有它，crypto将失去其指导身份。但在crypto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盛行的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不再站得住脚。与那些让我们失望的团体和机构直接接触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表现。

革命与改革、乌托邦与现实、分离与合作之间的这条中间道路，并不好走，它也不是很清晰，但这是必须要走的道路。